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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有贵:原中组部部长宋平谈三线建设及工业布局
发布时间: 2016-10-27    作者:郑有贵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2014-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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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525日,原中央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右二)接受武力(左二)、陈东林(右一)、郑有贵(左一)采访

  武力:我们研究三线建设主要开展两方面工作,第一抓紧抢救历史资料,第二在有关的档案、实地考察、口述史资料的基础之上搞一些研究项目。我们寻访了参与三线建设的同志,请他们回忆当年亲历三线建设作口述史。您是三线建设的亲历者,采访您了解更多的珍贵历史资料。

  宋平:我今年95岁了,有些事情记不住,讲得不一定准确,我的回忆供你们参考。

  郑有贵:三线建设是我们国家的一笔财富。现在需要对三线建设有个历史的评价,想听听您的意见。

  宋平:1952年学苏联搞建设,搞全国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当时国民党留下的是个烂摊子,起码的统计资料都没有。全国成立六个大区,各大区都布置自己的经济建设。东北全境解放最早,现代工业比较集中。东北局成立最早,经济建设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形成了一个局面。所以,全国统一货币的时候,内地都用人民币,唯有东北的货币暂时保留。为什么会保留东北的货币?毛主席讲,全国打仗,内战还没有结束,发行的货币,通货膨胀很厉害。东北全境解放,搞经济建设,有自己的货币,不受内战干扰,经济发展比较快。毛主席访问苏联回国,在东北局讲,东北出机器,出干部,对全国做贡献。那时,解放战争还没结束,加上后来又有朝鲜战争,台湾还在挑衅,所以沿海准备打仗,不搞大的建设。上海那一带很冷落,失业下岗的人很多。中央也赞成把一些企业移到内地去。我和谷牧两人到上海去搞搬迁,能搬的就搬到内地,工人也要随厂迁移,主要到陕西、宁夏、甘肃、青海。那时上海经济萧条,能搬得动的企业都搬过去。其实上海能搬的就是轻纺工业,再有是服务业,如理发馆、餐馆,主要把一些人搬过去。各种工人到内地都成了宝贝。从上海搬去的理发师在宾馆、饭店都成了骨干,成了高级的手艺人,厨师、裁缝也去了不少。上海那时很冷落的,我记得上街做件衣服,因为店里没有活,裁缝师傅说当天就能做好,这在北京是办不到的。

  我看三线建设实际上是解决了工业的布局问题,大搬迁是发展内地最快的办法。后来全国都要搞建设,要发展,情况有变化,大家开始搞规划,全国一盘棋。中国地方大,各个大区要发展,也要搞自己的建设,但经济基础差别很大,华东可能比华北好一点,像西部地区更困难了。后来毛主席提出要搞三线建设,要准备打仗,要修成昆铁路。这样就把一线,东北、沿海最好的工厂,特别是“独生子”(只此一家的),搬到内地去。那时,中央一个号召,要什么给什么,要哪个厂就给哪个厂,要什么人给什么人,大家都觉得参加三线建设很光荣,没什么计较。所以三线的搬迁加快了西部的发展。因为搞三线不单是军工,原来想的是搞军工,但军工也要配套的,像钢厂、机械厂,配套的企业也要搬去,最好的设备移到那里。所以好多重点企业都搬到西部,搬到四川、贵州这一带,形成了新的工业布局。小平同志也到西北去看过,他一看,西北就靠着蒙古,很多地方算不上三线。当时抚顺、本溪的钢厂都搬去了西部,设计院也搬过去了。把最好的搬过去,西部就有了基础。修铁路、公路,搞建设,配套的东西多,一批批干部都到那里去,有些企业把最好的工人都调去了。像酒钢,冶金工业部马万水采矿先进集体也调到酒钢去,各部门把自己的主力调到那里。没有三线建设,要搬过去很难,尤其到西北、西南,那些交通很不方便的地方。

  宁夏大河机床厂是1965 年根据中央加强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将沈阳中捷人民友谊厂立钻车间搬迁至宁夏成立的。该厂在金属切削机床设计、开发和制造上有着丰富经验

  武力:19641965年,北京、天津搬了一大批,后来“文革”期间又搬了一批,改革开放后国家还进行了很多项目改造。

  宋平:三线建设的号召作用很大。搬了多少厂我记不清楚了,相当多。一开始叫大三线,后来陶铸同志说,我们广东也很大,我们也有山区,我们是不是搞个小三线。毛主席讲,小三线也很好呀,将来各自为战嘛,打游击没有枪支弹药怎么行,所以各省在山区靠后的地方布置小三线。小三线也搞得不少,广东、上海、河北都有自己的小三线。

  陈东林、武力:现在,有不少人研究甘肃的三线建设,基本看法认为,从现在的发展来看,甘肃三线建设布局是比较科学的,不是乱上的。前几天去酒泉、玉门,城市建设非常快。酒钢发展就是靠三线建设打下了基础。

  宋平:这个基础很重要,有基础发展就快。开始创业,平地起家,没有现成的设备、机器、人才,很难。当年的布局也有一些经验教训。不是搬到三线靠后了就觉得安全了,还不行。提出“山、散、洞”,靠山、分散、进洞。我当时一看就说,工厂进山反而不隐蔽了,在城镇里是看不清楚的。但到山上去,没有人烟,一切都摆在上面,就暴露了。真正的隐蔽是分散在中小城市里。我到陕西南部的洞里去看过,洞里很潮湿,通风都有很大的困难,所以要汲取“山、散、洞”的经验教训。关于分散,我到了湖北的第二汽车厂,从汉中沿着汉江分布,企业布局拉那么长。现在的汽车厂,厂子都很集中,生产线都连着。

  陈东林:当时这些问题向上面反映了吧?

  宋平:适当分散是对的,但是太分散了不行。交通不方便,那发展就很困难。大分散,小集中,分散还是需要的,但是没有集中不行。工厂需要供水、供气、装备,生产线都很集中。进山进洞带来很多问题,后遗症很多,以后都做了很大调整。

  1965 年,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谷牧(中)考察三线建设,在青海泥鳅山与宋平(左)、青海省副省长高克亭合影

  武力:形成不了规模经济,不配套不行。职工生活怎么样?

  宋平:那时企业条件也差,生活设施跟不上,职工吃苦还都不叫苦。

  武力:甘肃有一个核工厂说每半个月从兰州那边用汽车拉菜过来。

  宋平:那是保障单位。我当时下去的时候就到他们那里吃过饭,特别保障的就是这些重要的国防厂子。三年困难的时候,酒钢自己到新疆去拉粮,汽车能拉多少呢?三线建设时期修成昆铁路,6公里长的隧洞,火车到站后车头在车站,车身还在洞里,没有平地呀,只好修铁路桥。但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下马。

  三线建设的历史是在当时的条件、当时的认识下形成的,所以要不断地调整,这都是付出过代价的。那时,投资很困难,搞建设没有钱。外汇很困难,咱们出口产品换外汇的就是轻工业和农副业产品,还有点侨汇。50年代末我到美国去,看百货公司有没有中国的产品,写有“MADE IN CHINA”的衬衣是台湾产的,不是大陆的,大陆的就是装面包的草篮子。没有东西出口,所以外汇奇缺。八十年代我在计委工作时,国家积累了100多亿美元。有人说你攒这么多钱干什么?咱们不会花,分到各省去吧。我说宝钢要进口设备,又是冷轧,又是热轧,都签了合同的,那都是花外汇的。那时外汇就是进口大轧机、大化肥设备要用的。

  武力:一些历史事实和评价问题请您帮着把握一下。

  宋平:现在大城市交通拥堵很不方便,我觉得要用三线建设搬迁的经验。大城市要瘦身。搬些工厂出去之后才能瘦身。现在首钢搬出去发展了,北京也发展了。搬迁是调整结构最好的办法。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城市太大了,2000多万人,交通拥堵,地价又高,没必要什么都挤在大城市。国外就没有很多特大城市,美国很多大企业都在小城市。现代化的办公不需要集中在一起,先进企业摆在哪里都行。搬到中小城市不影响你的业务,有了电脑、网络、电话、手机,通讯交往都很方便。办公大楼盖在哪里都可以。大城市要瘦身,我觉得要借鉴三线搬迁的经验。一个厂在大城市好像觉得不起眼,占了地方,技术含量也不高,搬到其他地方就成了宝贝。搬去后,当地不仅有了工业,还带动了服务业,也解决了就业,配套了。三线建设搬迁后,上海起来了,东北也起来了。进入信息化时代,很多东西都变了。不过现在还是工业化时代,搞信息化,没有工业化的基础不行,要在工业化的基础上搞信息化。

  郑有贵:研究三线建设,您看要把握什么原则?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应该注意什么?

  宋平:最重要一个是三线建设开创了工业新的布局。三线地区靠自己发展会很慢,三线建设搬去一些工厂后,人才有了,设备也有了。改变工业布局,以前光讲,没有应对措施。像西部地区生产能力很有限,迁去一些企业后,很快就有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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