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几年发生的涉及民族因素的突发群体性事件中，80%都发生在非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城镇中。这表明，随着城市化、现代化发展，我国民族交往与民族分布格局已经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
目前，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已经超过3000万，其中大部分都流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广东省珠三角城市群，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少数民族人口不足2万，目前已接近200万。北京市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少数民族人口有16.85万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少数民族人口达80.1万人。2010年上海市全市少数民族人口总数为27.56万人，比10年前增长了165.9%。
近年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东部城市表现出一定的融入困难。首先表现在经济融入困难。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由于学历一般都不高、缺乏工作技能、缺乏对市场信息的了解，普遍存在工资待遇不高，工作种类单一，社会保障缺失，居住场所环境恶劣且相对隔绝等问题，在经济上处于相对边缘化状态。目前，大多数流入东部发达城市的少数民族群众，都集中于具有少数民族特色或与民族地区相关联的餐饮、运输和中介服务行业工作，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则以在街边经营小摊为业。上海的一份调查显示，当地流动少数民族31.4%都是经营小生意的商贩，合同制工人和临时工人分别占29.1%和20.3%，自主创业者仅4%左右。就业层次低，收入微薄且不稳定，是他们面临的共同困难。
其次是社会融入困难。目前流入东部发达城市的许多少数民族成员，除与本族、本地一同流入的人保持了较紧密的关系之外，与当地人的社会关系几乎都处于空白状态。而与当地人的社会关系的空位，使他们事实上与当地社会处于某种程度的隔绝状态，不能有效地参与到当地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去。我国许多城市都有因历史或现实因素形成的特定少数民族聚居而构成的特殊社区，这些社区与城市中其他社区在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上差异明显，在城市中显得非常独特。这类社区一方面固然为进入城市生活的少数民族提供了生活方面的便利，但是他们也普遍存在着在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方面相对封闭、隔绝的特征。
第三是城市认同困难。由于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群众都信仰特定宗教，宗教生活在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许多少数民族在其他生活习俗与信仰方面，也与东部地区汉族群众明显不同。而东部发达地区缺少满足少数民族宗教、饮食、居住、文化、娱乐及其他特殊要求的生活设施，使许多少数民族成员流动到东部地区之后，在日常生活上遭遇了许多困难，这些困难加上前述的经济、社会融入的困难，进一步导致少数民族在心理上无法融入当地社会，不能形成对所住城市的认同与归属感。
第四是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困难。在基础教育方面，教学资源使用饱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子女求学无门；教材与教学进度不一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子女教育衔接困难；语言不通，教学过程中师生互动难，进而影响教学质量；本地学生家长抵制学校接受外来少数民族人口子女，给学校教学工作带来巨大压力等问题。社会保障方面，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集中在一些非正规经营的行业、企业、用工程序不规范、居住手续不完备，无法参加社会综合保险，使他们的工作、生活处于无保障状态。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多数学历偏低、谋生手段单一、收入不高、法律意识与权利意识淡薄，也缺乏获取社会保障的知识和能力。因此，尚有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游离于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但按现有的国家法律与政策，政府又无法给他们提供其他方面有效的帮助。
第五是公共文化生活的困难。公共文化生活是形成公民认同，凝聚国民心理的重要公共服务，参与公共文化生活也是个人融入社会的重要渠道。然而，由于东部省区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公共文化娱乐活动设计，在过去都较少考虑少数民族因素，特别是对语言、宗教禁忌等方面内容的考虑较少，因此当大量少数民族人口涌入之后，既有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吸引力不足。公共文化生活的缺乏，使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同族聚居，保守、排他、封闭的特征明显。
第六是在少数民族事务管理与引导方面存在的困难。从宏观角度来看，有些东部地区政府与社会对大量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快速涌入，缺乏足够准备。不能较好地引导流入少数民族融入当地社会，不能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和充分的发展空间，对待少数民族的社会氛围也存在一些问题，进而使个别少数民族成员事实上或感觉到利益甚至尊严受到伤害，引发一些极端行为。从管理职能部门来看，有些地方对民族宗教工作重视不够，民族宗教管理部门存在着编制少，经费短缺，与政府其他部门协调困难等诸多问题。还有个别领导和工作人员，对民族知识、民族政策、民族理论了解掌握不够。因而在工作中出现了“不敢管”“不愿管”“不会管”的问题。
就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身而言，也还需要一个适应城市生活，了解城市管理规章的过程。许多人在择业方面存在较大盲目性，使相当多的城市在管理、引导方面无法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政策。还有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由于家境贫困，在流入城市的过程中几乎都是倾家荡产筹集资金，承受着沉重的经济和精神压力，然而面对城乡巨大的落差以及不能在城市寻找到更好的生活，因而出现心理失衡，个别人借助于极端行为来表达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同时，也有部分人由于教育程度较低，法治观念、市场观念淡薄，对国家民族政策理解片面，在进入东部地区城市后，一方面不尊重当地的社会管理与市场运行规则，另一方面又常常以“少数民族”身份给当地政府和市场主体施加压力，寻求“特殊公民”待遇，也给当地社会治理带来了许多困难。近年来在许多地方都出现过少数民族流动商贩强买强卖，不尊重所在地市场管理规则，不服从当地政府依法作出的行政裁决的案例。更有个别分裂势力的成员，借助市场经济环境下人口流动和信息传播的便利，从事破坏民族团结、抹黑党和国家形象，甚至分裂国家的活动，使当地的一些普通社会问题与遥远的边疆地区涉及民族团结、边疆安全和国家统一的敏感政治问题直接联系在了一起，加大了当地社会治理的难度。
（作者：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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