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李培林
世界经济自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似乎进入了一个漫长的低增长周期。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概念来说，这是“新平庸”(newmediocre)时期的到来，而这个时期究竟会持续多少年，短期内并无定论。就国内经济来说，原以为在长达30年GDP年均约10%的增长时期结束之后，我国还会经历一个持续约20年GDP7%-8%的增长时期，但没有想到7%以下的GDP增长时代到来得这么快。
实际上，这样一种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除了受国际形势的影响，背后更深刻的原因还是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从十几年前就开始了，但变化的压力从来没有像今天感受到的这么强烈。产业结构升级是大势，与此相适应，我国的社会结构转型也进入一个新阶段。
中国社会学界大概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才开始讨论社会结构转型问题。当时，学者们就讨论过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关系，并且认识到相较于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结构转型是一个更加漫长、坎坷和艰难的过程。所谓社会结构转型，实际上就是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它暗含的假设是这些巨大的结构性变动具有一种连带的相关性。根据这种相关性，漫长的现代化过程可以分成几个大的阶段，比如工业化初期，对应人口大规模地向城市集中；工业化中期，对应城市的郊区化扩展；工业化后期，对应所谓“逆城市化”等。目前，虽然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但社会结构转型的大船并没有因此而减速或停滞，仍在破浪前行。只不过，这种转型不再是以脚手架铺天盖地、厂房密布、高楼林立等为符号特征，它更像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换言之，大量的来自社会经验层面的资料和数据显示，我国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已经固化，相反，我认为它仍具有非常大的变动弹性。国际上一些国家的发展经验也表明，即便是在经济增长较慢的时期，社会结构仍然会发生深刻变化。
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结构转型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城乡之间的社会流动仍在快速进行，以各种形式表现出的非农化、城镇化走势依然强劲，无论是在经济产出、就业、居住等方面，还是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取向等层面，都是如此。二是职业之间的社会流动也在快速进行，现代服务业呈现出最为强劲的增长，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不仅超过了工业，也超过了工业和农业之和。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转折，一个新的、庞大的所谓“白领”阶层正在形成。三是以创新为驱动力的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正在兴起。如果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波社会大流动是资本驱动的，第二波社会大流动是城镇化驱动的，那么现在的第三波社会大流动就是创新驱动的，这三种社会流动是当前中国仍然充满活力的重要基础。社会流动的走势是提高社会产出、提高社会效率、增强社会成员的能力。如果非要用什么指标来阐释的话，这个大变化可能一直要持续到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75%、第三产业人员比重达到6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0%以上才会逐步稳定下来。
当然，要准确把握社会结构转型这样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需要不断研究新的阶段性特征，要把这样一个宏大的课题进行层层递进的具体化。我们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和未来挑战，与改革开放的前30年相比，已经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在城乡一体化进程、劳动力供给关系、职业结构变动、收入分配格局、老龄化社会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具有标志性的“转折点”。换句话说，改革开放以后前30年的发展，与我们正在进行的后30年的发展，似乎是两个具有不同特征的大阶段。我曾经用“经济起飞阶段”和“新成长阶段”来概括，但还不能说非常准确，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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