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改革这些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主体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促进微观经济主体在产品和要素市场上的公平竞争，将在很大程度上激发经济资源在产业内、产业间和地区间的再配置过程。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个增长奇迹的背后，大规模投资和资本积累起了主导作用。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人口老龄化可能带来的储蓄率下降，这种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此，面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我们最重要和最迫切的任务是，将增长方式转移到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驱动轨道上来。
跨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受到关注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是企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二是跨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在新古典经济学代表性企业的分析范式下，所有企业都被假定成同质的，因而，企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被认为是总量层面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然而，最近20年，经济学家发现，即便是在定义较窄的四位数产业里，企业间的全要素生产率也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因此，跨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受到广泛关注。一些重要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美国制造业部门，因为经济资源跨企业的配置与生产率的分布高度相关，即生产率高的企业拥有更多的市场份额，所以，与随机配置比较起来，美国制造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要高出50%左右。也就是说，美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经济资源跨企业配置效率的改善。
在中国制造业部门，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以非常高的速度增长。建立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Brandt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以总产值作为产出水平的度量，那么，在1998—2007年间，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速度为2.85%；如果以增加值作为产出水平的度量，那么，在1998—2007年间，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速度达7.96%。这一增长速度几乎与美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相当。然而，在中国制造业部门，跨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却与美国存在巨大差距。如果中国制造业部门跨企业资源配置效率达到美国的水平，那么，中国制造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将增长30%—50%。这意味着，跨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是中国生产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障碍。
跨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低反映结构性问题
在理论上，跨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取决于经济系统一系列的结构特征，因而，中国生产部门跨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经济多个方面的结构问题。
第一，它反映了中国制造业部门产业组织的结构问题。在中国制造业部门的每一个产业，企业间全要素生产率都存在很大差异。以服装制造业为例，如果我们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按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序，0.90分位数比0.10分位数要高出227%以上。可是，中国制造业部门的产业组织高度分散，而且，生产份额跨企业的配置与企业间的生产率分布只有微弱的相关关系。这意味着，生产份额没有向高生产率企业集中，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引起的跨企业的资源错配造成了总量层面实质性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
第二，它反映了中国制造业部门产业间的部门结构问题。在中国制造业部门，不同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如果我们将产业按照企业平均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排序，在1998—2007年间的各个年份，0.90分位数比0.10分位数要高出142%以上。这意味着，在资源总量给定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将经济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产业重新配置到生产率较高的产业，那么，中国制造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就能获得很大幅度的增长。因此，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也构成中国制造业部门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第三，它反映了中国制造业部门地区间的空间结构问题。在中国制造业部门的空间分布上，地区间全要素生产率同样存在很大的差异。如果我们将地区按照企业平均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排序，在1998—2007年间的各个年份，0.90分位数比0.10分位数要高出117%以上。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即便是在同一地区，城乡间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存在巨大差异。这意味着，空间结构的失衡也构成了中国制造业部门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调结构的关键是制度创新
经济结构是由经济系统的制度特征决定的。就资源配置效率而言，两个方面的制度至关重要。一是微观层面的产权制度。一个受到保护的明确的产权制度，能够保证微观经济主体的激励和经济活动的自由，从而推动它们对经济环境和获利机会的变化作出合理的反应。二是以市场竞争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在企业、产业和地区间的生产率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情况下，以效率为基础的动态竞争过程会推动经济资源跨企业、跨产业和跨地区再配置，进而推动市场结构、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优化，并最终实现全要素生产率在各个层面的均等化。
作为一个转型国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变迁取得突破性进展。可是，在渐进式的转轨方式下，一些旧体制遗留下来的或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和广泛存在的政府干预都可能扭曲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和市场竞争过程。比如，政府的补贴和税收优惠可能使得一些低效率企业持续留在市场上；地方保护主义导致产业组织分散和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以金融和土地为代表的要素市场改革的滞后阻碍了产品市场的竞争；政策性的进入退出壁垒影响了企业在不同产业间的转移；户籍制度阻碍了劳动力在地区和城乡间的流动，进而阻碍了经济资源在空间上的再配置过程。
因此，改革这些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主体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促进微观经济主体在产品和要素市场上的公平竞争，将在很大程度上激发经济资源在产业内、产业间和地区间的再配置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产率低的企业的市场份额逐渐缩小，并最终退出市场，而生产率高的企业的市场份额逐渐增加；生产率低的产业逐渐萎缩，生产率高的产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生产率低的地区增长较慢，生产率高的地区增长较快。在这个循环往复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中，跨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改善，进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和整个经济持续增长。
目前，一种非常有影响的观点是，中国经济增长转型的关键在于调整结构。毫无疑问，任何一个方面的结构优化，比如产业组织结构的优化、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及地区和城乡结构的优化，都能缓解和改善资源错配问题。然而，在笔者看来，市场结构、产业结构、地区和城乡结构都是内生的，它们仅仅是某种制度安排运行的结果。因此，变革这些结构背后不合理的体制，才是我们解决结构问题、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最终推动增长转型的关键。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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